性教育启蒙该保障拒绝性的权利吗？

性教育启蒙该保障拒绝性的权利吗？

中国性教育界曾在2008年、2010年两次对守贞教育进行批评。但长期以来，类似的理念在我国常常以“反性侵教育”的面目继续存在。

性教育实践者、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只对孩子讲反性侵犯，而不讲性的正面价值，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教育会进一步演化为性的恐怖教育、性的耻感教育，甚至是“反男人”的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未来亲密关系的建立。”

伴侣间的亲密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最美好的财富之一，因此性教育应该有多元的、丰富的内容，是强调青少年自主权利的教育——青少年拥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性权利，其中包括拒绝性侵犯，说“不”的权利，还拥有选择自己想要的性，说“是”的权利——而单纯预防性侵的教育，则可能制造性恐慌，它本质上是性守贞教育。因为在保护青少年的名义下，后一种权利可能被进一步理直气壮地剥夺。

守贞教育的可疑之处正在于此：它没能增强受教者应对性侵害的能力，反而寄望于保护他们的“纯真”。“不纯真”的青少年就是“坏”的青少年，就应该被谴责、被处分，甚至演化成对他们情感和欲望的否定，演化为对他们在所有方面独立自主权的剥夺。守贞教育的结果往往是受教者永远长不大，能力欠缺，可能真的永远需要被保护。

因此，方刚总结多年性教育的培训、教学经验，在2013年提出了“赋权型性教育”的理念。不出意外的是，“赋权”的字眼一提出便招来无数不解者的质疑、抵触和嘲弄。

“以往，对于可能会伤害到青少年的情境和事物，我们通常采取避免让青少年接触到的手段，包括努力灭绝这些事物，比如扫黄打非、互联网管控，但这样的管控一方面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另一方面可能让青少年生活于真空中，在受到性侵犯的时候，没有能力应对”，方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要以为上几堂对性侵犯说不的课就具备了反性侵犯的能力。能力的增加是一个系统工程，性教育是人格成长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香港学者曹文杰也指出：“自主权是一整套对自己身体、想法以及欲望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现的权利，所以“身体属于我自己”的性自主权，不可能跟其他自主权割裂而茁壮成长。保护青少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培养主体发声，家长式的保护主义只会剥夺他们成长、探索、学会独立和累积经验的机会，以致她/他们依赖别人的时间往往超过实际所需，也因此延长了曝露在不必要风险中的时间。”

简而言之，不当的保护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社会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因为缺乏机会培养自主能力而养成的脆弱人格，说成是他们本性如此，于是又再牢牢地限制青少年在消毒无菌的环境中成长，形成他们被不断去权的恶性循环。

因此，赋权型性教育的核心是，给受教育者力量，让他们有能力、有权利来决定自己与性有关的事物，包括应对性侵犯的能力。

“赋权，是给你力量，给你知识，给你能力。赋权性教育，是保护而不是禁止，是给予而不是剥夺”，方刚说：“越是禁止、越是隔绝性的信息，反而越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反之赋权型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一定会成功地拒绝性侵犯;单纯进行预防性侵犯的、疑似守贞教育，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