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性开放是在健康基础上开放

刘达临：性开放是在健康基础上开放

刘达临教授是性科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曾经有位外国记者采访刘达临教授后，说他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出版了《中国当代性文化》，在性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导读：71岁的刘达临现在是亚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他的名字常常是与“第一”联系在一起的：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向全社会公开的性科学系列讲座;参与筹建并领导了我国第一个性学学术团体;撰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一份性学杂志《性教育》;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性学调查——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主编出版了中外瞩目的调查报告《中国当代性文化》;搜集中国古代性文物并第一次举办了我国的古代性文化展览，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五千年来第一展”;主编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性学辞典;编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型性文化史;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同时又是中国的性学家中获得国际大奖的第一人……

著名性学家：刘达临

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人的穿衣和吃饭

记者：曾经有位外国记者采访您，说您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您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保卫祖国，您投笔从戎20年，转业后当了工人，近50岁时，开始社会学研究，继而，把研究重点转向性科学。应该说，在50岁的年龄作这样的选择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他说的“传奇”也应该与您的这个选择有关系吧?

刘达临：我也不知道“传奇”在哪里，不过，几十年来在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一些潜意识，也许和我以后在性学领域里不懈奋斗是有关系的。我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批举人，父亲是他那个时代的电信工程师。1949年，我17岁时，考入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新闻系。二年级时，朝鲜战争爆发，我报名参军援朝，弃文从军。这是我人生中的大转折。1969年，我回上海当工人，一晃到了80年代。在1982年的时候，我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社会》杂志做编辑，开始研究社会学，主要从事婚姻家庭问题研究。1983年暑假，我带着几个学生到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作离婚问题调查。通过调查，我发现，由于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的竟然占到1/3左右(现在还是这个比例)。我很惊讶!我在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是不是就可以挽救许多婚姻?

记者：从那时起，您就决定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了?

刘达临：是的。也许还因为我已经到了该向苍白的前半生告别的时候了吧，我进入人生中第二个大转折。研究社会学，除了研究婚姻家庭之外，还有社会问题。80年代初期，青少年的早熟问题，青少年的性骚扰问题，婚前性行为，婚外情，性犯罪等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1982年、1983年，性犯罪成倍地增长。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于是把研究重点转向性科学，我希望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1989年～1990年，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就是组织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这个调查是在全国15个省市进行的，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中国当代性文化》。人们称这本书为“中国的金西报告”(金西，在美国主持1.7万例性文明状况调查，撰写了《金西性学报告》，从而奠定了他在国际性学研究史上的权威地位)。

这件事情做得很成功。在调查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中国人的许多性观念深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一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或多或少地把“性”看成是危险的东西，尽管它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人的穿衣和吃饭。1990年，内部出版了荷兰人高罗佩写的一本书《中国古代房内考》。有些外国人认为，有了高罗佩的书，中国古代性文化就用不着研究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这事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做。高罗佩的研究是伟大的，但是不是不可超越的，也还有不全面的地方。这之后，我的研究重点又放到了古代性文化方面。研究古代性文化有三个途径：第一是要看书，这个不难做到;第二是要探访有关性的名胜古迹，只要有时间有钱，也可以做到;第三是搜集性文物，一般人做不到，但对于研究古代性文化，这又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这样说，我现在搜集的2300多件性文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人在性方面不是封闭的。汉唐以前，特别是在唐朝，性是非常开放的，只是到了宋朝中期以后，逐渐被禁锢了。不过，那是表面上的禁锢，实际上在民间它还是很活跃的。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基本的、也是哲学的观点：“性”是不可抑制的，抑制的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我可以举些例子：中国的春宫画在“性控制”很严的明朝后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有关“性”的小说在明朝、清朝也屡见不鲜。

记者：写出了调查报告，被誉为是中国的金西;从事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大型性文化史《中国古代性文化》，应该说您是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不惜举债，搜集文物，办博物馆呢?

刘达临：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其中也应该包括同样也是悠久并且丰富的性文化。建立一个博物馆，公开展出性文物，倡导自然、开明、科学、健康的现代性观念，就成为了我的目标。我搜集古代性民俗器具，以实物来论证中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比如，我收藏了一件人造阴茎，3500年前的，这就可以证明在3500年前，中国人就懂得制造性工具了。至于这其间，我借了多少次债，我的爱人为我担了多少心、受了多少人的嘲笑，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真是很艰难啊。我用自己的私人积蓄与历年的稿酬，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凑钱买文物。还是在进行两万例“性文明”调查的时候，我就丢开知识分子的清高，这里500元，那里1000元，一家家单位“化缘”，可能是这种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渡过了许多经济难关。在一天的日记里，我这样写着：今天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上海铁路印刷厂的印刷费，钱还不够，我拿出积蓄2.9万元。现在，无债一身轻…

性开放是在健康基础上的开放

记者：在互联网上，“性”这个话题的点击率最高。可是，在多数公开的场合，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在咱们的国家，由于性教育的不足和封建观念的影响，很多人的性知识非常缺乏。许多家长也不知道应该对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正确地解释性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的性行为却从过去相当“禁锢”的状态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这让很多关心社会风化的人头痛不已。中国的性教育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刘达临：性教育的情况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儿童、青春期、新婚、中老年四个阶段。对于青年人来说，青春期的性教育尤其重要。有些中学生说：我们在学校从未接受过性知识的教育。老师也认为讲性知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讲台上开不了口。根据一项调查，中学生性知识70%～80%来自书刊、电视、网吧。由于缺乏指导，很多是不科学的，甚至，有11.2%的男生和3%的女生曾经从黄色书籍和光盘中获取性的信息。这很让人担忧。传统的观念中认为性是不能说的，说了是难为情的、不雅的，甚至是非常肮脏的，这种影响早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比如，小孩子很好奇，经常问父母一些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孩子问：“我是从哪里出来的?”爸爸妈妈就骂他了：“你问这个干什么?胡思乱想，再问我揍你。”小孩子吓得不敢问了。那么，孩子们的性知识将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因此，普及性教育很有必要。

记者：那么，如何进行性教育呢?

刘达临：我从性文明和性开放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的性历史是从开始的开放到后来的禁锢再到新的开放的，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新的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开放不是走回原路，而是在健康基础上的开放。我们经常谈到性文明、性健康，什么是性文明?什么是性健康?它的境界是什么?我觉得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句叫“健康的自由”，另一句叫“合理的控制”。人们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为什么不能有选择性伴侣的自由呢?应该有。但是，有一个前提，要健康，健康的含义就是不损害他人，不损害社会。在这个原则基础上，你就没有“包二奶”的自由，没有强奸的自由，因为，妨碍他人了，损害社会了。自由是对个人而言的，控制是对社会而言的，社会要调节千千万万人的行动，使他们不至于相互冲突，使他们能够形成一种合力。合理地控制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过马路，都得受红绿灯控制，更别说人的性了。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说过：“性是最激动人心的”，“性能使人不顾一切”，不控制怎么得了?在原始社会就有类似性控制的“性禁忌”，氏族或部落在进行战斗或重大的捕鱼打猎活动时，严禁性交，违者处死。因为争夺性伴侣会大大削弱集体的战斗力，必须控制。原始社会都如此，现代社会就更不用说了。

社会对人的性的控制主要通过知识控制、道德控制、法律控制、习俗控制等方式进行。知识控制和道德控制属于自觉地控制，能够自觉地控制，那当然好;如果超越了某个界限，需要法律控制了，那就不行了，比如我们上面谈到的强奸。社会控制要合理。古代男女授受不亲、寡妇守节等都是控制，但它不合理。现代中国，也不是方方面面都合理，就拿《婚姻法》的几次修改来说，修改就是为了要使它趋于合理，使它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状况。

慎重对待婚外情

记者：台湾的一位女作家在谈论婚姻家庭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婚姻如同炒股，宜短线操作，或当时冲销(一夜情)，甚至买空卖空(不当真)，如果想持股等着分红，早晚会发现人去楼空。人们说这叫“爱情之死”。您对此怎么看?

刘达临：刚才的话题里咱们也谈到：性自由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如果过分放纵情欲，追求所谓纯粹的性满足，人就会颓废、堕落。作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不应该对性采取一种随意的态度。两性关系中感情成分的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如果撇开感情，追求纯粹的性需要，与动物何异?社会对“一夜情”“不当真”决不会有包容的态度。“一夜情”“不当真”，是后现代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后现代起源于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性革命”浪潮，“性革命”对于否定性禁锢来说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它走得太远了，只讲性自由，不讲社会的合理控制，以致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比如，未婚先孕、性泛滥、艾滋病流行、家庭解体等等，人们尝到了苦果。如果我们还对“一夜情”之类的行为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重蹈“性革命”之覆辙。

记者：您反对“一夜情”，对婚外情、婚外恋又怎么看?

刘达临：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贫穷、金钱等因素或者迫于某种压力而结成的婚姻，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存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有可能存在没有婚姻的爱情。”这句话给了婚外情一个很好的解释。它不可避免，但又不能听之任之。从社会的角度讲，它与婚姻制度发生冲突，它是婚外人，它是破坏婚姻的一种力量，我们不能予以肯定。但有些时候，某些婚外情又确实值得同情，怎么解决?有两个办法：要么，花代价解除原来的婚约;要么，中断现在的感情。因为，我不认为婚外情能够补充婚姻内部的问题。

记者：可以这样打个比方：爱是一条河。那么，性学家就是这条河边冷静的观测者。如果请您对爱作一个描述，您觉得它是什么?

刘达临：它是一团火。没有火，不能取暖;火大了，也不行，会把人烧死。因此，对于它，特别是对于性，一定要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