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中国人的“性商”水平如何？

潘绥铭：中国人的“性商”水平如何？

长期以来，国际上性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一直存在一个理论瓶颈，因此，极有必要建立和形成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其准确评价和把握，而不能满足于迄今为止模糊笼统的认识水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性商。

记者：“性商”是个怎样的概念呢?

潘绥铭：性商应有其医学生理特征，但决不仅仅是纯生理指标，而应包括性健康水平、性生理能力、性心理调适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就男性而言，它既包括“性渴望度”、“勃起功能”、“持久能力”、“性爱频度”等自身能力，也包括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或性高潮的能力，同时也包括在生活环境变化中遇到相关问题时，运用一定的知识手段和保持一定的健康心态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可以说，性商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看到了通向正确衡量中国人性健康状况的一条充满光明的路。同时，关于性商的争论，自这个词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

记者：都有谁需要“性商”?

潘绥铭：调查显示，全球的已婚或同居的男女平均一年性生活次数为97次。其中美国人的性生活最频繁，一年平均124次;其次是希腊人、克罗地亚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意大利人，年平均110多次;日本人最少，年平均只有36次。中国香港人、台湾人和内地人性生活的平均次数分别是63次、65次和72次。

中国著名性学家、社会学家：潘绥铭

记者：那么在实际调查中，中国人的性生活频率如何?

潘绥铭：我们对全国城乡60个地方的3824位20～64岁的男女的性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竟占到了6.2%。调查还表明，男人只能把每月超过一次以上的性生活频率保持到平均43.9岁(正负差10.4岁)。到了平均47.7岁(正负差9.9岁)，男人的性频率便低于每月一次了;到了平均55.9岁(正负差8.6岁)，则一年连平均一次的性生活都没有了，性生活基本停止。而女人性生命更短。数字说明的问题让我们深思。

记者：从调查的数据来看，貌似和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相比，中国人的性状况不能不让人担忧。这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事实?

潘绥铭：各地医疗专家的研究记录表明，国人的性功能确实呈下降趋势，这与国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升高密切相关。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工作、生活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等原因，一些人刚到中年就开始患上老年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同时，青年人群的整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性生活水平的下降。然而，自然环境、生活压力等问题是全球性的，许多国家比中国还要严重。由于各地的人文、自然环境差异，人种差异，文化历史、生活习惯、营养结构等等差异的客观存在，使我们对这种全球性的性水平的比较很难做出理性评价。

记者：假如有一对夫妻身体健康，并没有保持较高的性生活频率，但是夫妻关系良好，性生活满意度也很高，我们凭什么说他们性水平低下呢?即使评价他们性水平低下又有什么意义呢?

潘绥铭：对性综合能力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就能说明问题的。考虑到诸多影响因素，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以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调查来衡量中国人的性水平有失公允。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真正反映我们的性健康水平的评价方法。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男人、女人的性健康水平呢?

潘绥铭：关于男人、女人的性健康水平，大概包括几个方面：性生理健康、性心理健康和生殖健康。在普通人的认识中，“性水平”等于“性交能力”，最直接的衡量标准诸如性生活频率、持续时间、性器官尺寸等，其标准直接来自A片、黄色书刊、性用品广告等。从医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误区，有些简直就是利欲熏心的误导。2003年年初，在“中国男性生活质量全国调查启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性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王河教授正式提出了性商的概念，给如何衡量中国人的性综合水平打开了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