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榴开启人们对性的认知
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当年,性与政治从来不可分,它的释放与压抑往往出于泛政治化的考量。1949年后,性仿佛革命敌人,连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都删去了“娼”、“妓”和“嫖”等字。样板戏主角个个无婚无性无爱,唯一结婚的阿庆嫂,丈夫也去了跑单帮。老一辈人将性视为洪水猛兽,多少也有样板戏的影响。当时提倡抹杀男女差异,女性性征都成了禁忌,连胸罩都得买小一号,尽量将胸部“藏”起来。
于政客而言,政治需要民众服从,但性却有着天然自由的一面,二者几乎无法调和。每逢政治压抑,性必然会受到压抑。但反过来说,即使是一丁点儿性自由,也有其象征意义,甚至会成为政治自由的避风港。
文革结束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虽然含蓄,却呈井喷之势,可谓压抑太久后的迸发。张贤亮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底层村姑的丰腴肉体挽救流放右派,极具象征意义。至于张艺谋以《红高粱》张扬野性,同样是一种转化。而对政治与性禁忌的最好描绘,当属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城市里备受压抑的知青在乡野中偷情,“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这恰恰是性自由象征意义的体现,隐喻着政治空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