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同性恋成人礼：新性别认同与旧秩序的挣扎

电影中的同性恋成人礼：新性别认同与旧秩序的挣扎

来源：界面新闻

插画：Angelica Alzona

“我的天，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变得跟我们的父母一样？”安德鲁神色黯然，声音里甚至有些恐惧。在约翰·休斯（John Hughes）的《早餐俱乐部》中，五个家庭背景、思想性格迥异的高中生在假期被罚留校温习功课，安德鲁这经典一问，道出了许多青春成长电影的核心问题。在大荧幕上，总会活跃着一群群古灵精怪、荒诞不经的年轻人——1978年的《油脂》中处处是轻浮的挑逗；1993年的《年少轻狂》中，年轻人抽烟喝酒，胡言乱语，狂妄且迷失；2017年的《伯德小姐》中，精力旺盛的小镇少女更是给自己重新起了个名字。但这些孩子往往都有同一个目标：通过反叛，挑战那些将自己养大的所谓“有权威的人”以及压在自己身上的期望，从而塑造一种独特的个性和身份。然而这个过程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不管是失去童真也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成为老大也好，在当时看来的确是越轨行为，违背了预设的规则，但到了最后，当演职人员表徐徐滚动，这些年轻人还是会逐渐步入正轨，开始为自己将来丰厚的人生做准备，同时提防着未来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会揭竿而起，挑战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然而，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与其说打破规则是一种自我认知、定义的方式，不如说是其存在于世上的内在需求。最近许多聚焦同性恋青少年的电影也都认同这个现实，直到今天看来，这个群体在荧幕上的形象还一直是边缘人群——在学校里，他们要么是玩笑戏谑的对象，随随便便就能往他们身上泼脏水，要么就退居二线，在别人的成长仪式中充当一个次要的伙伴角色，或者只有在小众的艺术片中才能站到聚光灯下。首部由好莱坞六巨头之一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发行、面向北美主流电影市场的同性恋题材青春爱情电影《爱你，西蒙》则有所不同。这部电影运用了校园青春喜剧的叙事方式，告诉人们在美国，同性恋在富裕、开明的家庭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最近也有另一批电影，它们的年代、地点背景就没那么宽容了，也就是说，要想将同性恋青年的故事融入到主流“直男直女”的爱情模式中，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两部精彩电影讲述了基督教会的“性倾向转化疗法”，即通过治疗将同性恋者“掰直”，分别是大咖云集的《被抹去的男孩》和拿下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错误教育》，它们脱离了从前青春电影的普遍脚本，不再将青春期看作一个兜兜转转最后回到原点的旅程。从这个角度上看，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主《月光男孩》和2018奥斯卡提名影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都隐晦地循着这个模式展开。主角不管是遭受着周围环境的重重压迫，还是获得了身边亲友的友好支持，这些电影中的同性恋青年从根本上就推翻了《早餐俱乐部》的设定：他们的恐惧并不是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变成父母的模样，而是面临的未来根本不可能和父母一样。也许这听起来是一种解放，但起码在这几部电影中，无法走上父母的老路也有些可怕。

不管是文学还是其他领域，不谈出柜的同性恋故事都是耍流氓。和同龄人一样，LGBTQ青少年也即将走向独立自主，而出柜的故事也恰好符合他们身处的这个年龄阶段。归根结底，从某种程度上看，原来的高中校园青春电影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对外表露：电影的主角往往紧张不安，或者反叛对抗，或者二者兼有之，他们挣扎着向世界宣告自己到底是“谁”。现在同性恋青少年站到了舞台中央，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小心脏还比较脆弱，对于这个自我彰显的成人仪式依然怀有恐惧。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的《伯德小姐》意外将这种关键的对比表现了出来。对西尔莎·罗南（Saoirse Ronan）饰演的“伯德小姐”来说，颠覆那个安分守己的女孩形象能给她带来带有表演性质的快感。而被发现是同性恋的男友丹尼（卢卡斯·赫奇斯饰），则并没有作好义无反顾的准备，颠覆父母的期望。

西尔莎·罗南与卢卡斯·赫奇斯在《伯德小姐》中饰演一对情侣

的同性恋青春电影将年轻人关于身份认同的挣扎拉到了人们视野中，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话题。在《爱你，西蒙》中，尼克·罗宾森（Nick Robinson）主演的西蒙原本打算在整个高中阶段都不暴露自己的性取向，但怪咖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并以此为要挟，最终西蒙还是出柜了。幸运的是，在电影中，家人、朋友以及学校老师都结成联盟，支持西蒙，给他创造了一个近乎讽刺的浪漫喜剧结局——两个年轻人坐上了摩天轮，从此幸福地在一起了。西蒙并不打算永远躲在柜子里，只是想要等到上大学再出柜。给他这个计划致命一击的不是别的，而是命运，这一点和其他异性恋青少年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十六支蜡烛》和《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中，主角不也因为动心而打破了自己原本的计划吗？

最近几部关于性取向扭转治疗的新片则推翻了这貌似和和美美的蓝图，这些电影表达出这么一个简单的认识：对许多喜欢同性的孩子来说，曝光自己的性取向很可能会招致一场灾难。戴思睿·阿卡万（Desiree Akhavan）执导的《错误教育》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毕业舞会上科洛·格蕾斯·莫瑞兹（Chloë Grace Moretz）饰演的年轻女主卡梅伦正在车上偷偷与另一个女生干柴烈火，男友却突然打开车门，发现了她的秘密；而在乔尔·埃哲顿（Joel Edgerton）执导的《被抹去的男孩》中，卢卡斯·赫奇斯再次扮演了同性恋男孩杰拉德，他的父亲由罗素·克劳（Russel Crowe）饰演，是美国阿肯色州一个保守小镇的牧师，作风硬派，立场坚定。他孜孜不倦地想要抑制儿子对同性的兴趣，但小杰拉德在经历了极度的痛苦和创伤过后，最终还是选择鼓起勇气逃离改造学校。这些人物一点点向外界公开自我，并不意味着登上了自我实现的巅峰，反倒是触发了外界合谋的一项工程，限制他们，防止他们成为“可能成为的那个人”，正如《被抹去的男孩》中教会里一位前辈所说的那样，“悬崖勒马”。

改变，往往是青春成长电影中个人解放的颂歌，表现了电影里的压迫与服从——这也正是基督教会“洗脑营”所坚持的同性恋青少年的出路，而这与发现真实的自我恰恰相反。严加管制的高中在新的语境里化作一个更为可怕的场景：倒霉但手握权力的成年人与陷入困境的孩子二者相互对立。在《早餐俱乐部》中，五个“问题少年”被迫写一篇文章，关于“你认为自己是谁”，这份作业的初衷是让每个青少年有机会打破别人对他的刻板印象。然而一旦这种自我分析成了强制任务并且徒劳无功，这样的审视就成了一种酷刑：杰拉德在改造营中被迫将自己祖祖辈辈的罪（酗酒、赌博、黑帮关系）罗列在家庭树上；卡梅伦则画了一座冰山，显示出她表面之下的所有潜藏的恶意因子（比如说享受运动、没有积极的女性榜样）。“一步步引导人们憎恶自己怎么就不是一种情感虐待？”卡梅伦诘问道。

两个年轻人看穿了这些手握权力的庸医，最终都对自己的渴望更加坚定了（杰拉德到最后还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然而这还并不是硕果累累的反叛的序曲，也没有迎来人生旅程中任何乐观的转变。虔诚真挚的教会家庭男孩杰拉德最大的烦恼还是父母的爱，卡梅伦则搭上一辆开往远方的卡车，和改造营里另外两个一起抽烟聊天的无神论盟友一起逃离。她并没有与这个系统斗争以寻求某种认同。虽然两个主人公最终都选择了逃跑，但他们奔跑的方向并不是什么梦寐以求的未来。无论如何，生存才是首要任务。

这两年涌出不少同性恋青少年电影，许多都在过去的场景里谱写未来的故事，站在相反的角度考虑人生最初的这段时间会如何伴随其一生。在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的《月光男孩》中，身处八十年代的奇伦（Chiron）从小就在同班的霸凌、父母的虐待和迈阿密毒枭、瘾君子之间长大。那些拥有陪伴与爱的闪光时刻少之又少，弥足珍贵，而少年奇伦在片中展现出对同性渴望的场景只有转瞬即逝的一幕。在高中的几年里，他确实是反叛了，然而其反抗方式是通过暴打同学，通过展现男性阳刚之气，好符合自己当下的异性恋架构。许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没有脱离那个塑造了他年少时代的脚本——奇伦最后也成了一个毒贩子，而他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放手追逐自己的欲望，我们还不得而知。也许生活本身已经抹去了这个男孩。

也许生活本身已经抹去了这个男孩：长大后的奇伦成为了一名毒贩子

卢卡·瓜达尼诺（Luca Guadagnino）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蒂莫西·柴勒梅德（Timothée Chalamet）饰演白人富有家庭中长大的艾力奥（Elio）。在许多方面看来，艾力奥都站在奇伦的反面。艾力奥在意大利乡村小镇里，好好利用了这个八十年代的可爱夏天。他也会背着自己的父母，偷偷摸摸地追逐性欲，正如人们对所有17岁青少年的刻板印象一样。起初他的对象是女生，不久就成了艾米·汉莫（Armie Hammer）饰演的奥利弗（Oliver）——一位来自美国，到教授父亲的别墅里共度暑假的年轻学者。然而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这种在艾力奥看来需要鼓足勇气的同性探索突然蒙上了另一种不同的色彩：父亲暗示说，他一直知道两人的微妙情愫。事实上，他还有些嫉妒，渴望能拥有这样的经历。

艾力奥最终能实现父亲的希望吗？有那么一刻，这部电影展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图景，在这里，完成父母未竟之梦的期待也许能推动同性恋孩子往前走，而不会被那些根深蒂固的期待绊住，深受打击。然而电影中这令人振奋的前景还是最终还是蒙上了阴影。奥利弗回归校园，不久后，艾力奥便听闻他将要结婚的消息，心碎了一地。年长的奥利弗在电话里对这个年轻男孩说，“你真幸运，”他回想起两人共同度过的日子，“要是我爸的话，早就拉我到教养所了！”电影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艾力奥蹲在壁炉旁边，眼里闪烁着火光，静静地哭。也许他在思考自己未曾解开的未来，其中那个可能是他榜样模范的人也许已经牺牲了自己的部分人生。所以，即便是身处优渥家境、开明父母相伴的艾力奥，在寻求解放历程中，也没有清晰的道路可循。

当然，绝大多数青少年成长故事的结局或多或少都是开放式的。青春期将每个人的一生一分为二，度过了这个阶段会是什么样，一定不要用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然而对于同性恋青少年来说，既有的旧秩序已经与新性别认同交织起来，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将面临的未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已经被卷进了徐徐展开的历史传奇中。这些年轻人要开始在自己“格格不入”的处境中自洽，而这种边缘化，这种脱位，可能是永久且深刻的。他们也许并不情愿，但依然默默承受，而且往往会伴随着外在的调整，以寻求一致。

这些电影从视觉和感觉上，就像其中的主角一样，给人一种缄默的感受。典型青少年成长剧中那些年轻气盛的狂欢作乐和低俗粗野大多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在追寻归属感时的苦闷。敏感的镜头捕捉了青少年的内在性，同时也能照到社会远景以及二者之间的裂缝鸿沟。文学批评家D.A.米勒在评论《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时写道，今天主流的同性恋电影的往往“审美一致，主题和结局既单一又单薄，深度远远不够”，这无疑是一种讨好：想要让更多的观众接受同性恋题材的电影，走进电影院。

当然，值得好奇的是，在这个LGBTQ群体的声音前所未有响亮的时代，电影荧幕所选择的同性恋青少年似乎和“看起来像同性恋”的一类人绝缘。当西蒙沉溺在幻想中——出柜之后身边开始包围着身穿七彩衣服的歌舞啦啦队——这时候的他其实是在自嘲，同时，在学校他也对唯一已出柜的同性恋敬而远之，因为后者毒舌、娘里娘气，是个黑人；艾力奥则会取笑那对来拜访父母的浮夸的老同性恋；杰拉德最终成为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在电影的尾声匆匆略过了他参加布鲁克林晚宴的一幕。电影中隐含的这种同化主义冲动是否反映了制作人或者其角色设置的谨慎与担忧还值得讨论。但不管是不是，这样的小心翼翼都有一种警示作用：“事情都会变好的”之类的口号之所以试图像流行文化长期以来向异性恋青少年灌输的乐观主义一样，也给同性恋孩子的成长套上同样乐观的叙事弧，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然而即便这些电影保持低调、保持含蓄，并且尽量将政治信息降级，掩埋到潜台词中，它们依然承载着破坏性的内涵。《被抹去的男孩》剧末，杰拉德对父亲说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他，而不是自己。另一边，当西蒙的父亲为这些年来关于同性恋所开的玩笑道歉时，他的姿态令人暖心，但却苍白无力。父母的这些道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电影中青春期的故事如此沉重——因为在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努力成熟的并非只有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