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情人，我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为了情人，我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我们就像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只是闲聊几句家常，并且时常沉默。临走时，她把我留在她家的几件冬衣交给我，说家里看得紧，没法和我再见面。她走后，我发现她在衣袋里塞了几百元。

我对她隐瞒了自己的婚姻

读初中时，班上有个叫丽英的女生因为同情我，常来我家帮忙料理家务。虽然之后她没和我一样上高中、念大学，却在很多年里一如既往地照顾我。毕业后，她家里催她结婚，我也没任何不娶她的理由，等我一踏出校园，我们就组建了家庭。

丽英没什么文化，也不上班，婚后那两年，每月仅靠我几百元工资养活两人。我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了，3年前，我来到上海谋求发展。

如果没来上海，我就不会碰见后来的情人玫瑰，我可能一生呆在老家，和妻子安安稳稳过日子，虽不会有大喜，但也绝不至于遭遇今天的大悲。

初来上海，生活得很不易，我想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妈妈，在她的帮助下，我很快找到了工作。我开始每月往家里寄钱，丽英很是为我骄傲。

城市生活很吸引我，丽英的身影也渐渐变得淡了，我也没告诉新同事我已经结婚。那年过年，我只在老家呆了3天，丽英也不敢多留我。

和玫瑰相识，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初见这个比我小6岁的上海姑娘，我就很有好感。开始交往，只是因为有新鲜感，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她我的婚姻状况。

可慢慢地，我对她越来越倾心———我爱上了玫瑰，几次欲开口坦白，却因撒谎在先，终究没有说出来。

妻子从广西追到上海

(果子的声音很轻，每次说起妻子，他的表情都会变得复杂。显然，回忆对于他来说不是件愉快的事。

他突然要我猜他的年纪，还饶有兴致地给了3次机会，我从24一直猜到28岁，他苦笑了：“看不出吧，我已是过30的人了。”果子说，其实他的心理年龄还要大。)

我知道总有一天事情会穿帮，但想不到会那么快。半年之后的一天，丽英突然从家乡打我电话，我的手机是办了呼叫转移的，若长时间没人接听，电话会被自动转至玫瑰家中———那时，我已是她家中的常客。

那天，玫瑰接起电话，听到的第一句便是“我找我老公”，“谁是你的老公?”玫瑰不解，“果子啊，请问你是?”只几个回合，丽英和玫瑰便同时明白，自己被欺骗了。

第二天，当我还在一遍又一遍向玫瑰解释时，丽英就从老家坐火车到了上海，凭我落在家里的一张名片，她一大清早摸到了我的公司。那天早上，当我踏进公司时，同事们的眼光很异样，后来才知道，丽英在办公室里大吵一场，现在，谁都知道我是她老公了。

我很恼火，但对丽英心里有愧，不敢发脾气，把丽英送到我妈家住下后，我便申请出差。到了外地，我打电话给她，说我希望尽快离婚。意料之中，她坚决反对，请律师和她交涉，根本没法沟通，她不要房子不要钱，只要我回到她身边。

另一边，玫瑰也对我伤心透顶，她说，在我解决这件事之前，再没资格和她见面。两相权衡，我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

丽英住在上海的这半个月，日子也不好过。我妈讨厌这个“没文化、没修养、没气质”的儿媳，没给她好脸色看。没办法，她一个人回了广西，拿出所有的积蓄，在当地请了两个律师和我打官司。半年之后，判决书下来，我败诉，婚没离成。

我打定主意离婚

(果子疲倦地叹了口气，事实上，自他开始诉说，一直在摇头叹气。他不时停下，说自己其实不想对丽英那么绝情，但没办法，选择放弃一个总比那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不放”的男人要来得负责。)

就在那段日子里，玫瑰又出事了。因为经常头疼，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没想到，化验结果显示，脑部有恶性肿瘤———后来她才告诉我，那是一种家族遗传病，她的几位亲人都因此离世。

但当时玫瑰没告诉家人，甚至对我也隐瞒病情。直到第一次手术前，我才接到她的电话，她说：“我马上要上手术台了，不知道上去了还能不能下来。”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听到这消息，傻了。

那以后，噩梦更是接连不断：为了给玫瑰一个交代，我继续将离婚官司上诉到中级法院，丽英坚持不离;玫瑰手术后很快复发，病情恶化;我和我妈的关系也渐渐转僵，她把我弟弟也接到上海，大概觉得他比我听话，偏心地给他买了套房子，我一气之下，搬出了她家。

受不了这些，终有一天，我关了手机，一个人去外地散心。玫瑰找不到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居然说，“这不关我的事。”绝望之下，玫瑰将自己的病和我有家室这两件事告诉了家人，从此，她爸妈恨透了我，不许我们再有任何来往。

这以后，因为玫瑰的病例特殊，日本、香港等地都愿意提供免费治疗，她开始了治病之旅。

我们没法见面，只得靠Email联系。只要身体还行，玫瑰会打几行字给我，打不了字时，就由她的医生向我通报病情。这期间，她在日本突然昏迷了一个月，我心急如焚，却想不出任何法子。

眼看中级法院开庭日期将至，我索性辞了工作回老家，一门心思打官司。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玫瑰在等我的判决书，我必须完成对玫瑰的承诺，给她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我收到了“病逝”短信

开庭那天，丽英没有来，我放弃了老家的所有财产，结果，我胜诉了。拿到判决书的当天，我急忙坐飞机回到上海。我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准备将它和离婚证书一起，送给我的玫瑰。

真的很巧，判决书下来的那天，正是昏迷了一个多月的玫瑰忽然苏醒的日子，后来听人说，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广西”，之后又改口“我要回上海”。于是，我们居然在同一天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我第一时间告诉玫瑰我拿到了判决书，她很高兴，不顾身体虚弱，趁家里没人，偷偷溜了出来。在美罗城的一家餐厅等她时，我一肚子的话几乎都要溢出来了，可见了面，竟不知说什么好。

玫瑰脸色苍白，安静地在我对面坐下。她没有接受我的笔记本电脑，说医生关照不能上网。她神态游离地问丽英还会不会上诉，这次的离婚算数不算数。

我们就像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只是闲聊几句家常，并且时常沉默。临走时，她把我留在她家的几件冬衣交给我，说家里看得紧，没法和我再见面。她走后，我发现她在衣袋里塞了几百元。

那就是我和玫瑰的最后一次见面，只有半个小时。

(果子从包里掏出那张离婚判决书，什么也说不出来。顿了顿，又拿出手机，给我看今年5月12日收到的一条短消息：“今日凌晨4时27分，玫瑰于香港病逝。”是玫瑰的朋友发来的。

没有人邀请他参加葬礼，连玫瑰生前许诺给他的日记本，也被她爸付之一炬。

果子说，前些时候的一个晚上，他看着那张判决书和那条短消息，突然就写了几封遗书，一封希望丽英好好地过;一封报复性地威胁母亲;还有一封是留给玫瑰的情书。

果子说，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被那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女孩改变了，现在他一无所有，爱情、婚姻、财产、亲人……他说自己现在是个行将末路的老人，只有31岁，却仿佛过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