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生活：传统文化的遮蔽——令人不安的中国民间性生活

两性生活：传统文化的遮蔽——令人不安的中国民间性生活

两性生活 ：传统文化的遮蔽——令人不安的中国民间性生活

       达临说：“我国目前的性满足程度较低，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满足，1/3表示勉强满足，1/3表示不满足。个人认为性小康的标准可以从四方面考虑：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满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调和谐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频率。”

江晓原说：“我认为中国人近20年来的性状况正在逐渐改善，我们离性健康更近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们能够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们对于性的看法更宽容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性看成丑恶的东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潘绥铭曾下过一个关于当代性道德的总结：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15%;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9%。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9倍和2.3倍。

广东成人用品市场负责人李继红女士告诉我们，现在，成人用品市场的经营品种已经由原来单一的计生产品转向了保健用品、成人玩具和情趣内衣等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产品。购买成人用品的顾客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手牵手一块儿来的年轻人。

“性博物馆在哪?”自从这家内地唯一的性文化博物馆自上海迁到同里后，同里人每天都要应付游客这样的问询。我们对中国人“性小康”的追寻，不妨从这个小镇上的博物馆开始。

记者专程去这个水乡采访刘达临。下午2：00到达同里时，向长途客运站的两位工作人员问路，较年长的那位男士，听到“性博物馆”这个词显然有点尴尬，忙说不知道。一路上，记者向警察、卖门票的小姑娘问路，他们都只是笑，并不回答。几经周折，才来到这个打着“吴江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招牌的性博物馆。

性博物馆地址在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之一的退思园墙外，原址为丽则女校。这座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五千年来第一展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数年内经受了多蹇的命运，受中国人欲拒还迎的性观念所左右，起起跌跌。而这次采访的不顺以及遭遇的种种猜疑和抵制，无疑与性博物馆和刘达临本身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信任、讥讽、冷落和打击密切相关。

知识，有助于性小康吗?

性博物馆搬迁记

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说：“中国在文化方面还很落后。十五大把中国定位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则把中国定位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两个字已去掉。”性文化博物馆的命运就是一例。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1995年春，当刘达临不惜举债30万元，在青浦徐泾创办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时，他并没有计划公开展览，只是把搜集来的几千件性文物作为自己性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1999年8月，性博物馆迁至闹市区的南京东路，公开展示，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但是，当刘达临希望在路口挂一个指示牌的时候，管理部门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中华第一街”上不能出现“性”字，也不能出现“生殖”两字。在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之后，这家性文化博物馆不得不从上海撤到了同里。现在的收入还不够每天的开支，预计每天要达到300名游客才能扭转亏损的局面。不过，记者看到前面正在施工，刘达临也说，性博物馆要扩建了。估计它的维持是不成问题的。

馆内设有远古文化和性崇拜、婚姻家庭和妇女压迫、宗教和外国两性文化等展区，展出古代性文化实物、雕塑、图画、书籍等展品2000件。不过，各展品差别并不大，数量也不太多，记者半个多小时就走完了一圈。当记者问到刘达临为何不设立性文化当代馆的时候，刘达临只能无奈地回答：“这个工作我做不了。当代的问题争论太多，太复杂，不好控制，开放到什么程度不好把握。比如涉及到扫黄、卖淫、电影分级这些问题目前的争论都很大。做古代馆通过陈设古物，给今人一些启发是我所能做到的。当代馆的尺度太难把握。”

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刘达临：“妻子会不会反对你的事业?”刘达临回答说：“早年的时候因为社会观念的制约，性问题不好听。后来我的研究社会评价比较好了，但做博物馆花钱太多。我现在也70开外，她也怕我太累。”

刘达临，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他是“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6个代表人物之一”。在面对性知识的普及上，正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幸好，还有很多人像他的那位老同学一样，会对他说：“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宽容，有助于性小康吗?

性自由有了更多的空间

然而人们对性的观念的冲突和改变，显然不是来自带有学术性质的性博物馆的出现，而是日常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耳濡目染的各种信息。这种变化更核心。

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人近20年来的性状况正在逐渐改善，我们离性健康更近了。这主要表现在：一、人们能够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性欲望了。二、人们对于性的看法更宽容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性看成丑恶的东西，而是看成美好的事物了。”

与此相对应，2002年，中国的一本新闻杂志曾宣称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来了”。在这一两年当中，网婚、虚拟性爱、一夜情、性放纵群体、换妻俱乐部次第出现。“我们的社会应该变化，上世纪初只推出了简单的男女平等，而现在这一场性革命更深入、更具体、更彻底。我们尊重个人的合理的权利。爱情与他人无涉。这有利于人的自由的权利的扩展。这种宽容又给予了性自由更多的空间。”张北川如是说。

在潘绥铭的一个调查报告中证实，现在婚前性行为增加，25—29岁的男、女有过婚前性行为者比例分别高达72.2%和46.2%;性关系趋向多伴侣，30—34岁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45.8%和17.7%，处在婚姻状态之中的此年龄段的有婚外性伴侣者男、女比例分别是36%和19.4%;性交易占据相当比例;对于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长，性的公开化程度大幅提高。

在这一年来的热点事件中，我们听到了以下的声音：“一夜情是尊重对方的权利。”“一成不变的夫妻生活只会帮助婚外恋乘虚而入，‘夫妻合欢椅’将造福社会。”“性用具还是净化社会的工具，因为它帮助释放性欲又不接触人。”……

这种对性的宽容，意味着新的性道德正在建构当中。潘绥铭曾下过一个关于当代性道德的总结：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15%;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9%。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1.9倍和2.3倍。

性治疗，有助于性小康吗?

婚姻分析师谈无性婚姻

“因为性不和谐，出现婚姻问题占所有案件的40%左右。”这是一位婚姻分析师集超过11年的工作经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位深圳市的婚姻分析师詹春云，自创立康乐园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年多来，共受理了一万多宗案件。刚开始时，这个行业是以一个“婚姻问题专家”的角色出现，当时处理的基本都是婚姻危机。现在这个“婚姻分析师”是从“婚姻问题专家”这个角色里分离出来，外国这种职业已较普遍，而在国内基本没有同类机构。

“咨询者通常都受到三个方面的困扰：一方面是性观念比较保守，通常女性居多。第二是性冷淡，也是女方占多。还有就是性能力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男性较多。”詹春云在谈到婚姻中的性不和谐问题时这样说。“性观念保守，医生可以通过谈话去了解咨询者的心态，顺着他们的思路去推理、去诱导，跟他们一起讨论，因为来咨询的人本来就有一种想把问题解决的需求。而性冷淡和性无能则需要通过性感集中训练。”

对这种比较新鲜的治疗方式，詹春云描述道：“性感集中训练主要是通过个体治疗，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制订治疗计划，通过解除患者的焦虑情绪以及灌输生理知识去治疗。所谓的集中，其实是注意力的集中，帮患者消除干扰，并教导患者一些技巧，之后，让他们集中去体验以前没有的感觉。”医生只是教会患者方法，这是一种单独的治疗，不必通过仪器等辅助手段。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我们发现，一方面是超过1/4男女的婚内(同居)无性，另一方面则是，婚外性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专家们提出了“无性婚姻”这个概念：无性婚姻就是在婚姻架构里面缺乏了性爱的夫妻关系，有性社会学家认为，夫妇间没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却长达一个月以上没有默契的性生活，就是“无性婚姻”。而詹春云作为长期从事婚姻咨询和解决工作的医生却不这么认为。“没有人能够给无性夫妻的时间段下定义，因为这主要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能过正常性生活的才是无性夫妻。”

性生活进入良性循环，成为使生活愉悦的手段，而不是一种负担。这才是性小康的目的。杜蕾斯中国公司的张冰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性生活方面的观点，区别不在于性频率的高低，而是将性作为生活快乐的手段，还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东方人中，享受性生活的人并不多。“夫妻不要同床异梦，可以愉悦、自主、和谐地享受性是性小康的基础。而大部分的夫妻还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刘达临明确地说：“我国目前的性满足程度较低，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满足，1/3表示勉强满足，1/3表示不满足。个人认为性小康的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考虑：第一，夫妻感情。第二，心理的满足程度。第三，性生活步调和谐程度。第四，性高潮的频率。”目前，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很明晰的指南，只能靠自己摸索，“性商”低、“性福”当然不会降临得那么快。现在，城市里的压力、诱惑、苦闷，无性夫妻还是那么多，提性小康未免言之过早。

商品化，有助于性小康吗?

性用品商店和性用品交易会

在调查中，记者闯进广州五羊新城旁边的一家成人用品商店之前，还在门口徘徊了几分钟。但对于城市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面对这样的性用品商店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家名叫“天河性用品商店”，店员很坦然地招呼记者进来坐。他很自豪地说，在这一个小区里，只有该店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这里卖得最多的还是一些常用品，比如避孕药、验孕试纸等，但他们打算开始增加性情趣用品的销售比重。很明显，这样的需求增多了。虽然只是不足10平方米的一家小店，但一个月赚四五千元没问题，有时一天就能赚几百元。在采访过程中，陆续有两个客人走进来，不等开口，这位店员已经把他们要的东西递给他们了。“他们都是熟客，我们一般都是做熟客生意。有些熟人，没事也会跑到这边来坐坐，聊聊。”这里的客人通常都是男性，他们甚至会买性情趣用品当礼物送给女友。

这个姓张的店员强调：我们不卖催情药，本来世上就没什么有实效的催情药，只有壮阳药;我们不卖迷魂药，因为这是违法的。我们没有暴利。“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不正规的小店是敢卖这些东西的。”

走在城乡的路上，经营各种成人用品的商店随处可见，仅在广州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大、中型药店在经销成人性用品，这还不包括由个人开办的专业成人用品商店。广东成人用品市场的交易额已超过1亿元。我国现有性保健用品生产企业1000多家，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国家，却不是消费大国。但国内的消费总额也以每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性的享乐功能已经超过了生殖功能。

去年11月的全国(广州)性与生殖保健用品展销订货会，是历年来展位预订最火爆的一届，300多个展位很早就被预订一空，而且销售业绩也相当可观。广东成人用品市场负责人李继红女士告诉我们，现在，成人用品市场的经营品种已经由原来单一的计生产品转向了保健用品、成人玩具和情趣内衣等提高性生活质量的产品。购买成人用品的顾客有各种年龄层的人，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有手牵手一块儿来的年轻人。现在来成人用品市场的购买者已不像以前那样羞涩和避讳，而是大大方方地购买所需，还会大胆地和商家讨价还价。他们对用品市场还寄予更高希望，那就是想要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如自动加温、更贴身、更柔软。仿真器具也正在攻克技术难关。那些展会工作人员，都以平常心对待这些性用品。

去年一年内，方耀伦发明“懒汉式性爱床”，柯楚钧发明“夫妻合欢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T女士发明的可供未婚女性穿着的“性爱内裤”，都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一个后续报道是，“性爱内裤”刚开始销售没多久，就出现了一位女大学生的投诉，不是因为它有伤风化，而是因为使用后感觉这个产品并没有带来宣传所说的快感。

理解，有助于性小康吗?

医学专家张北川的经历

张北川教授的经历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这位学者是获得“马丁奖”(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国际最高奖)的国内第一人，在2002年入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1989年，张北川身边有一位已经认识十几年的老知识分子，一位大学老师，同性恋的身份暴露了，很多科室的老师都对他展开批判。当时，只要是年轻的男研究生和他接触也被说成是同性恋。这种压力让这位老教师几乎自杀。就因为这件事张北川开始留意到这个问题。

“还记得1980年年初，一位1943届的皮肤科老医生说，中国世纪末性病一定会大流行，要我们好好学。当时觉得这太惊世骇俗了。”但是，张北川现在认为这个预言虽不中，亦不远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北川就在学校里开“性学讲座”，社会大众都一致认为同性恋是一个道德问题。1993年，他在电台上做性的讲座，开始不断地收到信件，那段时间，每天要花3个小时来回信。

1997年，张北川有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向他询问中国的艾滋病情况，然后决定捐款，做一本杂志。接下来，张北川四处找专家、医生支持，1998年年初，开始办这本叫做“朋友通信”的同性恋者自己的杂志。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明确指出同性恋的性活动并非一定是心理异常，由此，同性恋不再被统划为病态，而28年前，美国心理学协会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病手册中取消了。

张北川提到这个人群的时候忧心忡忡，“同性恋不仅仅是一个人群。这个群体大概有3000万人，加上与他们直接关联的妻儿老小，就有上亿人了。这难道是我们可以回避的吗?”

刚开始创办的时候，他们是在反对一种非常落后的东西，当时有专家竟然说“同性恋是国外传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这种说法现在很少了——“现在，我们不再反映痛苦，而是建立新的快乐健康的生活方式。”办这本同性恋者杂志，张北川们是出于医生的责任感。在此过程中，来自10个不同专业的众多专家都为他们提供了支持，还带头捐款。甚至，卫生部也提供了不少支持和保护。问题是，各种牵制实在太多了。《联合早报》等一些国际性媒体对张北川进行过报道，就有人说他给中国形象抹黑，还给他设置了很多障碍。而另一位长年工作在抗艾滋第一线的老教授高耀洁遭罪更多，子女都因为她而失去工作。河南有一位女医生因为披露了当时艾滋病的调查情况，被开除公职，被迫出国。误解一直存在，因为张北川呼吁正面对待同性恋，还有信件对他进行性骚扰。“但这些都不会干扰我。曾经有官员给我找麻烦，我当面就说：‘我的心理素质很好，我不怕。’是的，时代在进步，历史不会因为狗叫而停下来，我们做的是一种非常实际的工作。”

这位致力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医生说，好奇是因为无知，无知导致偏见。不尊重对方就是一种歧视。他们不接纳、不理解、不愿意去理解。“我听过很多恶毒的侮辱咒骂。”张北川这么说。

而人们没有意识到，满足生理、心理、伦理的三重标准的性就是健康的性，使人愉悦的性、使之生活得更好更积极，而且与疾病无关的性就是健康的性，这都与性取向无关。大家越是对性的认识有偏差和不理解，就越是需要引导大家走向真正健康的路。

性教育，有助于性小康吗?

少女门诊面对的早孕问题

自1998年到现在，张恽女士都一直担任青少年的健康热线辅导人。广州手拉手越秀辅导中心在设立这个岗位的时候，帮助的目标是定在6—28岁的青少年。但实际上，打电话来的人还有已婚人士、青少年的家长。青少年打来的电话一般都是咨询自身发育的问题、咨询自己是否怀孕、是否染上性病等。

“我们主张提倡性教育从小抓起。”张恽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的“青春健康计划”中，广州东山区是示范区之一，这个计划把性教育对象定为10—24岁的青少年。在广州东山区示范时，手拉手中心选的是中学，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绝不拘泥于课堂式讲授，而是通过提问、角色扮演、玩游戏、小组讨论、采访等来进行。让辅导中心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虽然一开始都有点害羞，但没多久他们就畅所欲言了，普遍都比较开放。他们其实懂得的性知识很多，如知道的避孕方法就有好几种。

“我们这个青少年辅导中心面对的主要困难是每间学校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但更可怕的是青少年堕胎问题。一个专门做人流的医务人员说，她给人做人流最高的纪录是一天做40个人。当中，70%为未婚女性。在1990年代时，做人流的大多是20岁以上的打工妹，而2000年之后，来做人流的最小年龄为13岁。

张恽提到不久前有一个女高中生担心怀孕，便打电话来询问。张恽劝她要找一个正式的诊所去做堕胎手术。现在有很多女生，因为心里害怕，不敢询问，更不敢到正式的医院做手术，随便把胎打掉，导致了以后不育。张恽对青少年提早进行性教育表示极力支持。但她劝青少年还是尽量延迟性交年龄，最好在20岁以后。另外，也要注意自身的保护，注意卫生，才不至于染上性病。

2003年7月16日，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在成都首次开设“少女怀孕救助门诊”。凡是成都市五城区及高新区18岁以及18岁以下的首次意外怀孕少女，都可在该院“少女怀孕救助门诊”接受免费补救手术。为了让未成年怀孕少女得到及时规范的治疗，该院才推出了由一批妇科、儿科专家及行政人员组成的“少女怀孕救助门诊”。“除了身体上的治疗外，我们还将对她们进行心理上的治疗”，医院还将对受助少女进行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迄今为止，少女门诊每个月至少都会接待30名意外怀孕的少女，其中以本地的初高中学生最多。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她说：这些少女来医院做检查时，很多都怀孕几个月了，在叙述病史时，这些少女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仿佛是在讲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教孩子用安全套不是鼓励性行为。我们教孩子用火柴不是让他们纵火，而是帮助他们学会生活。”潘绥铭认为：在许多方面，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卖淫的天然有力的对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还有助于提高婚姻质量、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计划生育工作。可喜的是，当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经出现在中学生课堂上了。

我们离性小康还有多远?这个距离，在专家、医生、学者、律师、经营者的口中可以听到，在我们的各种误解、各种迷惑、各种偏见中可以感觉得到。越是处于性贫瘠的沼泽，就越是需要寻找一个合理的方向。我们所需要的性小康，不多也不少，正向着快乐和健康前进。